他简单交代了几句,便指派了一个老员工来指导我如何开展工作,然后自己转身离开了。
杨军过来招呼我跟他一起走,我们穿过了雾雨蒙蒙的早晨,大约走了几分钟,便来到了工作地点。
这种砖窑厂的工作流程简单来说,就是先把泥土送入机器中,让机器自动压制出一块块砖胚。
接着,工人们会用小推车将这些湿漉漉的砖胚运送到特定的位置,整齐地码放起来,等待它们自然风干。
经过几天乃至一个星期的晾晒后,这些砖胚会被送往窑内进行烧制,最终变成坚硬的红砖。
而我在厂里的任务,就是负责运送这些尚未干燥的砖胚,并把它们码放好以便晾晒。
尽管这种工作已经颇为辛苦——毕竟未干的砖胚要比烧制好的红砖还要沉重许多——但它还算不上这里最艰难的任务。
真正考验人的体力极限的,是在那闷热难耐的窑洞内码砖的工作,那才称得上是苦不堪言。
砖窑厂的整个生产过程可以分为几个环节:首先是码放砖胚,其次是将砖胚送入窑内,再者是在窑洞内码放砖胚,最后则是从窑中取出已经烧制完成的红砖。
这个出窑的过程同样不易,不仅要面对滚烫的红砖,还要承受高温带来的酷热。
在这座仿佛与世隔绝的砖窑厂里,每一天都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,没有一刻是轻松的。
每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,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熬过那些日子的,也许唯一支撑我的,就是那份活下去的强烈愿望。
就这样,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份艰苦的工作,随着天气逐渐炎热起来,转眼间便到了2005年的5月。
我已经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,每天都在烈日下劳作,皮肤被晒得黝黑如非洲人一般,
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阵苦涩的情绪,这无尽的苦难何时才能结束?
正当我陷入深深的绝望之际,5月5日这天,我的生活迎来了一丝转机。
赵强有个弟弟名叫赵丹,他的妻子被人拐走了,赵丹决心要找那个男人算账。那个男人是个承包土方工程的,有些社会关系。
于是,我们的工头杨军便组织了一支队伍,包括我们在内的苦工都被召集起来,准备一起去为赵丹撑腰。
当天晚上七点,我们一行人坐上了几辆卡车,总共五十多人,其中有三十多人是我们砖窑厂的工人。
我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,在夜色中向着未知的目的地进发。抵达目的地后,我们全部下了车,五十多人的队伍确实显得颇为壮观。
杨军走过来,分发了一些木棒和砍刀给我们,让我们拿着助威。
我分到了一把砍刀,这刀是他们用汽车钢板自制的,有些沉甸甸的。
不到半小时,对方也带着大约五十多人出现了,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砍刀、铁棍,甚至还有人挥舞着长长的关公刀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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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气势汹汹的样子,隔着老远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杀气。
赵强愤怒的走上前去,“刀疤,你这是什么意思?敢抢我兄弟的女人!”
对面的老大,因为脸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,我们就称他为“刀疤”。
由于我站在队伍的最后面,没能听清赵强具体怎么称呼他。据说不久之后,刀疤就被赵强做掉了,后面就再也没听说过此人的下落。
刀疤拿着一把关公刀站了出来,“赵强,你别这么嚣张,你兄弟的女人是自愿跟我走的,我能怎么办?你总不能强人所难吧?”
赵丹冲了出来,“刀疤,我他妈跟你拼了!”
说完,他就猛地冲向对方,两拨人瞬间混战在了一起。
我们这些做苦工的人,有的被吓得浑身直打哆嗦,牙齿都止不住地打颤,而也有那么几个胆子稍大些的,咬着牙挥舞着手中的武器,不顾一切地向对方砍去。
每一次那刀刃狠狠地落下,都会带出一片刺目的血花,在空中飞溅开来,犹如一朵朵绽放的死亡之花。
最先冲上去的赵丹,眨眼间身上就已经挨了好几刀,尤其是腹部,更是被硬生生地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,那猩红的肠子似乎随时都要从那破开的口子里流淌出来,场景触目惊心。
眼前的这场面让我看得心惊肉跳,心脏都仿佛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一般。
而其中最勇猛的当属赵强了,他好似一头疯狂的野兽,接连不断地朝着对面的老大狠狠地砍了十几刀,每一刀都带着无尽的狠劲和决绝。
杨军作为赵强的得力助手,此时也表现得异常凶悍,他手中的武器在他的挥舞下闪烁着寒光,每一次出击都带着凌厉的气势,丝毫不逊色于赵强。
周围的喊杀声、惨叫声交织在一起,让整个空间都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息和死亡的味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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